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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九三學社
2013-12-11 (來源:社中央網站)

        九三學社如今是中國八個民主黨派之一,成為我國愛國統一戰線重要組成部分?;赝湃龑W社,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歷史地位,同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的真誠支持和巨大鼓勵緊密相關。在即將迎來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時候,讓我們重溫這段難忘的歷史,許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仿佛就在眼前。

“我們的心是相通的”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民主人士聽到這一消息都很興奮。在重慶期間,毛澤東接見了一些九三學社發起人,有梁希、潘菽、金善寶、涂長望、干鐸、謝立惠、李士豪等。9月的一天,這些教授按約定的時間來到嘉陵江邊的張治中公館。在一個長方形的房間里,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與他們一一握手,寒暄落座后,便拉起了家常。毛澤東先說不習慣重慶氣候,又談到來重慶的一路見聞,交談中聊起重慶的科學家朋友提供氣象資料、支援良種和農業技術的事。

      氣象資料是由涂長望提供的,涂長望聽說延安要建氣象臺,需要氣象書籍,當即收集一批氣象圖書,并設法送到延安。此舉深得周恩來贊賞。支援良種的事是這樣的:1942年,金善寶聽說延安搞大生產運動,很想去延安,為抗戰作點貢獻,他找林伯渠談了自己的想法,林伯渠寫了一封介紹信,后因身體原因,沒去成。林伯渠對金善寶說:“后方同樣可以干革命,不一定要到延安去。”于是,金善寶就把自己選育出來的“中大2419”等幾個小麥優良品種,托新華日報辦事處送往延安。后來鄧穎超告訴金善寶:“延安已經收到你的小麥種子了,同志們都很感謝你。”

       談話中,毛澤東點燃一支煙,深深吸了一口,說:“談談吧,你們(對時局)有什么意見?”梁希說:“我們感到很苦悶。”然后沒有了下文。毛澤東邊點頭邊重復著梁希的話,“噢,苦悶——苦悶——苦悶。”接著,大家就戰后中國時局、國共和談、中國前途和命運等方面感到苦悶的問題,向毛澤東提問。毛澤東一一答復,解釋黨在抗戰勝利后的路線方針政策。

      潘菽問:“為什么把已經解放的一些地方讓給國民黨?”毛澤東站起身來,在椅子旁邊后退兩步說,“退一步是可以的,退兩步也可以,”然后做了個還擊的手勢說:“退三步就不可以了!”大家會意一笑。

       座談將要結束時,毛澤東注意到靠后坐的金善寶還沒有發言,就問:“后邊那位白發先生有什么意見?”金善寶當時49歲,但因長期患胃病加之工作勞累,已是滿頭白發。金善寶遞上準備好的名片,毛澤東高興地說:“噢,你就是金先生!今年高壽嘍?”“我今年50整。”毛澤東伸出兩個手指笑著說:“啊,我比你大兩歲。”毛澤東又請他發表對時局的看法,金善寶說:“今天我們都很高興。從歷史上看,人民總是要革命的,而革命又總是要流血的,不流血的革命不會成功的。毛先生是吃慣小米的,到這里來吃大米是不習慣的。”他暗示毛澤東早作歸計。大家非常擔心毛澤東在重慶的安全。毛澤東表示理解感謝,會見結束時說:“我十分感謝諸位教授先生們,在愛國、民主、和平方面,我們的心是相通的。”

 “把座談會搞成一個永久性的政治組織”

       聽到毛澤東來渝消息,九三學社主要發起人許德珩和夫人勞君展向時任中共重慶工委委員的徐冰表示,想和毛澤東見一面。

       不久,許德珩收到了毛澤東的請帖,上書道:“茲訂于九月十二日上午十時,在紅巖嘴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謹備菲酌候教,希撥冗惠臨。”

       按照約定的時間,許德珩夫婦徒步來到紅巖嘴。毛澤東一見面,一手拉一個說:“想不到我們在這里見面了。”3人在一起暢談敘舊。交談中,毛澤東拿出從延安帶來的紅棗、小米等土特產相贈。毛澤東說,經過大生產運動,現在陜北人民的生活顯著好轉,基本上達到了豐衣足食?;叵氤醯疥儽睍r,生活是相當艱苦的。在北平的教授先生知道我們物資缺乏,還給我們送來了火腿、懷表和布鞋,真是令人感動。

圖為當年的紅巖八路軍辦事處

       事情是這樣:1936年秋末冬初的一天,許德珩、勞君展夫婦,周炳琳、魏璧(后來曾任九三學社中央婦女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聽徐冰、張曉梅夫婦說:現在延安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物資供應困難,日用品和吃的都比較缺乏,尤其沒有布鞋穿,大家都穿草鞋,也沒有懷表。他們當即決定,拿錢去買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給毛主席。徐冰還說:現在正有一輛卡車要去延安,要買東西最好趕快去買。

        徐冰、張曉梅夫婦當時在北平做文化界的統戰工作,許德珩、勞君展、周炳琳、魏璧都是北京大學教授,他們在留歐時與徐冰相識。勞君展、魏璧與毛澤東是同鄉,曾一起參加新民學會,驅逐軍閥張敬堯。1921年勞君展、魏璧等赴法勤工儉學在上海候船時,毛澤東約了許多新民學會的人在半淞園歡送,并合影留戀,她們留學期間還經常與毛澤東通信。1935年底,她們得知毛澤東到了陜北,就考慮送些什么陜北需要的東西。許德珩與毛澤東也是老朋友,在北大時,許德珩曾與毛澤東一起組織參加少年中國學會和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的活動。

        四位教授在一起商量好,共同出資,各出大洋一百(未用完),購買物資,送往陜北,對毛主席和黨中央表示熱烈的祝賀與慰問。那時,周炳琳、魏璧的家住在北平東城史家胡同56號,史家胡同的西口斜對著金魚胡同東口,離東安市場較近。勞君展與張曉梅一同先到史家胡同,然后與魏璧一起各坐一輛洋車(二輪人力車)來到東安市場。她們選購了三十多雙布鞋、十二只懷表十塊大洋一只)和十余只火腿。布鞋是黑布面白布千層底的,懷表是當時那種沒有表針只有兩個小孔、從孔中能看見會移動的阿拉伯數字以表示小時和分的,火腿是浙江金華火腿。張曉梅問,送到后要不要請毛主席開張收據?他們都說:不要了,這么一點東西還要什么收據!

       故友娓娓道出9年前的這樁往事時,毛澤東深受感動,隨即風趣地對作陪的周恩來說:“現在補張收條吧!”頓時席間一陣歡笑。

         事實上,毛澤東當時曾給這些教授們寫了一封信,全文是:各位教授先生們:收到惠贈各物(火腿、時表等)衷心感謝,不勝榮幸!我們與你們之間,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正準備一切迅速地進到團結全國出兵抗日,我們與你們見面之期已不遠了。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奮斗,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斗,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也就是我們與你們共同的旗幟!謹致民族革命的敬禮!毛澤東十一月二號。          

圖為毛澤東寫的信

        然而,教授們并沒有收到毛澤東的親筆回信。1983年,文獻工作者在整理毛澤東書信時,發現了這封沒有信封的信。文獻工作者無法確定各位教授先生們是哪些人呢?他們推測寫給北平教授的可能性大,因為信中說“我們正準備一切迅速地進到團結全國出兵抗日,我們與你們見面之期已不遠了”,當時的抗日前線是在華北。文獻工作者首先訪問了當時在北方局做地下工作的郭明秋,她說關于這封信她不了解情況,建議訪問當年燕京大學著名教授張友漁(當時從事文化界統一戰線工作)。張友漁說,這封信他記不得。關于火腿等是誰送去的,他分析說:如果說是上海送去的,也有這種可能性,不過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中以教授身份出面的不多,主要是一批愛國民主人士;而北平則是由黃松齡、許德珩、程希孟和我等公開地以教授身份組織了華北救國會,火腿等是北平送去的這種可能性更大。他還說黃松齡和他當時已是共產黨員,毛澤東的這封信很可能是寫給黨外的幾位教授的,當時黨外著名教授有許德珩等。

        這樣,文獻工作者來到許德珩家。當許德珩看完他們帶去的信的手稿復印件后,欣喜異常,連說“有這么回事!有這么回事!”許德珩仔細回憶了當時購買物品送給毛澤東的情形。文獻工作者問當時看到了這封親筆信沒有?許德珩說在記憶中這封信是由徐冰念給他們聽的,沒有見到親筆信。在這封信的手稿(毛筆墨跡)第一頁右側有毛澤東用鉛筆寫的“已發”兩個字,再加上這封信沒有信封,說明這封信是用電報發出的。這樣,許德珩當然不可能見到毛澤東的親筆信,而只能是由徐冰將電臺抄收的這封信的電文念給他們聽了。根據許德珩的確鑿回憶,文獻工作者將這封信的標題擬為《致許德珩等》。該信原件存于中央檔案館,許德珩保留了一份復印件。

       除了敘舊外,許德珩夫婦還向毛澤東匯報了民主科學座談會的情況。毛澤東鼓勵說,既然有許多人參加,就把座談會搞成一個永久性的政治組織。許德珩說,我們也在考慮這樣做,不過擔心成立組織人數太少。毛澤東說,人數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緊,你們都是科學文教界有影響的代表性人物,經常在報上發表意見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傳作用嗎?許德珩回憶說:“在毛主席的關懷鼓勵下,我們決心把民主科學座談會改組成一個永久性的組織。”

        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正式成立,為革命的勝利、新中國的誕生吶喊助力。

九三學社成立消息

 “要團結他們,尊重他們,要給事做”

        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同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舉行。許德珩代表九三學社參加會議。當時,毛澤東授意周恩來,讓九三學社向新政協籌備會寫一報告,說明九三學社做了哪些工作。許德珩和其他四位同志署名寫了工作報告,由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印刷廠排印數百份,送交新政協籌備會與會代表人手一份。6 月 19 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最后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九三學社被正式確認為中國民主黨派,為參加新政協的 45 個單位之一。9月29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出席會議的九三學社代表與其他代表一同表決通過了《共同綱領》并以此作為九三學社的政治綱領。

       新中國成立后,有些社員認為,九三學社已經完成了它在民主革命中的歷史使命,提議可以解散。醞釀解散的時候,毛澤東正在蘇聯訪問。先是人民救國會也要解散,因為救國會的成員都在北京,大家同意解散,簽名后就解散了。而九三學社成員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和重慶。當時重慶尚未解放,與重慶的社員一時聯系不上,還作不出解散的決定。及至將要商討作出決定時,也就是1950年2月間,毛澤東回到了北京。當他聽到救國會解散時,很為惋惜地說:救國會是進步團體,不應當解散。又聽說九三學社也要解散,當即表示不同意,并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傳達了他的意見:“九三學社的朋友在解放以前,是與民主黨派的朋友一樣,在反美反蔣及為民主的各項運動盡了力的。在整個革命當中,是有貢獻的。……中國的政黨很多,本來不只是現在參加政協的,還有一些反革命的政黨,已由歷史注定而由政協宣布了他們的死亡。參加政協的,則是革命的政黨,政協就要他們繼續發展。……解散這件事,是與中國革命的歷史發展不相符合的,我們也希望九三學社繼續存在。”

       1950年,毛澤東就民主黨派工作說:“我們對民主黨派在抗戰時期有‘團結、抗戰、進步’的口號,今天應是‘團結、建設、進步’要團結他們,尊重他們,要給事做,使他們進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關心幫助下,九三學社于1950年3月恢復了中央理事會。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發展,九三學社由最初的幾十人的松散型座談會,逐步發展成為擁有近14萬名社員的組織上比較健全,有較強參政能力和較高地位的政黨。(張于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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